电脑时代的钱锺书

李泽厚先生又臧否人物了，这次轮到的是钱锺书，原话如下：

互联网出现以后钱锺书的学问?意义?就减半了。比如说一个杯子，钱锺书能从古罗马时期一直讲到现在，但现在上网搜索“杯子”，钱锺书说的，有很多在电脑里可能就找得到。

听李泽厚先生月旦人物――早不是第一次――历来是很过瘾痛快的（其实听钱锺书也一样，可惜听不到了），像这里推崇王国维为高人一等的天才，笔者就心有戚戚焉（学者业有专攻、功力各异，难分高下，但若强排座次，以天分为评价标准，私意以为上世纪仍当以王国维为第一。陈寅恪质性内敛，有时过于苛细固执；钱锺书才华太过发扬，有时迹近刻薄；而王国维的忧郁气质，恰恰和他的敏感悟性，成一平衡，以至一生迁转于文史哲诸领域，少有敌手）。只是“电脑把钱锺书影响力打对折”的说法，倒是令人想起“哪种治学家数更能够长期存活”之类的话题，这是我等以文字谋生者有暇时都可以计较计较的问题。

李泽厚先生的意思，大概可分两层次：首先，“钱锺书的治学风格和电脑同类”，所以，“钱锺书的影响容易被削减”。“钱锺书和电脑同类”这个判断，其实还是很得味道的。我们就顺手现成地拿李泽厚、钱锺书两先生说事吧。至少可列出三点：首先，论学风格上，李好凸显相异；钱喜罗列相同。电脑的“模块识别”技术，能够聚“同”，却无法识别出“异”，所以近于钱而异于李；其次，李的学说，从哲学到美学、到思想史，均内外严整，俨成体系；而钱的论说，总是“咳唾随风”、“七缀”八凑、“管窥锥指”。电脑给出的知识，也是鸡零狗碎的，所以近于钱而异于李；最后，李以创新的思想家自诩，而钱似乎是博雅的学问家。电脑自然是能积累而不能创造的，所以近于钱而异于李。

但是，由此得出“钱锺书的影响容易被削减”这个判断，却有可议之处。如果按上述三点来看，我们甚至可以发现，就“学术风险”高低而言，钱的路子要比李的安全得多，影响力或许反而能更持久。其实李本人的定位倒是就在不写５０年后可写的书。（《中国思想史论》，安徽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，第３２８页）

首先看“聚同”ＶＳ“说异”。钱锺书罕见说异的文字，翻开《管窥篇》《谈艺录》，均是古今中外，张三如此说、李四也是如此说，即使在如《中国固有的文学批评的一个特点》这样钱著中罕见的以说中西之异为主旨的文字中，仍是开篇就批评中西之别被弄得烂污了，真正称得上中西之别的少，亦中亦西的多。钱文说到异，一般都是同中之异。而李泽厚则不同了，李十分擅长以简要的核心概念概括中西差异，例如以“乐感文化”、“实用理性”等等标举中国文化异于西方之处，拈出一词，豁然开朗，那般登高一呼的概括力，真是令人折服。

考虑到有《庄子・天下》中所谓“大同异和小同异”的差别，“聚同”和“说异”两种论述路径很难在一般意义上比较出高下。然从风险比较上来讲，说相同的风险小、谈相异的风险大。因为说同，往往是一个就事说事的具体判断。而说异，则涉及对事物的本质性认识。说阿猫像阿狗的地方，总是有限；说阿猫不同于阿狗的地方，说得完吗？同的集合是既定的、闭合的，异的集合却是开放的，聚同是罗列，说异是概括。像历史学中有一条很滑头的规则：“尽量少说否定话”，因为说某事发生过容易，有一条记载就可以，说某事没发生则难，因为１００本书无记载也不能说明１０１本书无记载。（严耕望：《治史经验谈》，辽宁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，第２７页）聚同说异在风险指数的差异和这个也有点类似，“聚同”有几条资料说几条，而概括性的“说异”，却总有疏漏的地方。

其次看“体系”的风险。做学问的，一般都有“体系性建构”情结，体系建构的长处在于简约化、标准化、可重复性、有概括力，但其实是高风险的活儿。钱锺书常常被讥讽为没有理论体系，殊不知这才是保险稳妥的手法。钱本人在《读拉奥孔》中曾经对“体系性建构”做了个风险评估：“不妨回顾一下思想史罢。许多严密周全的思想和哲学系统经不起时间的推排消蚀，在整体上都垮塌了，但是他们的一些个别见解还为后世所采取而未失去失效。好比庞大的建筑物已遭破坏，住不得人、也唬不得人了。而构成它的一些木石砖瓦仍然不失为可资利用的好材料。往往整个理论系统剩下来的有价值东西只是一些片断思想。脱离了系统而遗留的片断思想和萌发而未构成系统的片断思想，两者同样是零碎的。”

最后看“思想”ＶＳ“学术”。此点不必多说。当年李泽厚先生对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学界的一句评语“思想家淡出，学问家凸显”，曾经引起学界关于“思想与学术”的大争论。“思想与学术”各自的价值不是本篇小文讨论的，但其生命力、存活概率的差异，却很明显。一般地讲，学术容易成千秋之业，思想却因紧扣时代而容易成明日黄花，李泽厚先生这句话本身就是最好的诠释。

单单从影响力来看，钱锺书的策略其实很高明。钱锺书曾经把著者比喻为下蛋的鸡，我们顺着他这个比喻讲，他是从来不把下的蛋放到一个篮子里的。钱锺书不同著作的读者群人数形成一个梯度、构成一个序列。认真读过《钱锺书手稿集》《宋诗纪事补正》的自然最少，品阅《管锥篇》《槐聚诗存》则多一些，读《谈艺录》更多一点，再就是《宋诗选注》《七缀集》《人・兽・鬼》，然后是《写在人生边上》，再后，将各个文化层次一网打尽，统统圈进《围城》。最后，没有看过《围城》书的，至少看过电视版，如果连这也没有看，那也总知道那句家喻户晓的“城里的人想出去，城外的人想进来”。“围城”这个简单意象概括的道理，普遍而不深刻，恰恰合大众的口味。钱著的妙处在于，在你能接受的层次上，它都比你高那么一点。

当然以上种种，钱锺书绝非有意为之。就像我们看一个老政治家的手腕，粗看是四平八稳的保守，再看是炉火纯青的圆滑，三看才明白其中洞明世事的人生哲理――钱锺书好聚同而似无创新、未曾建构体系等等，根源于中国传统学术习惯，都包含了他对学术的深层次理解。从根本上说，钱认为“南学北学，道术未裂；东海西海，心理攸同”，而且“心同理同根源于物同理同”（《管锥篇》，中华书局１９８６年版，第４９页），是“同样的挑衅、同样的反应。”（《人生边上的边上》，三联书店２００２年版，第１７７页）同时，像他那样博学的人，当然知道“言古人皆未言”的难度，像歌德说的那样：“这个世界现在太老了。几千年来，那么多的重要人物已经生活过、思考过，现在可找到和可说的新东西已经不多了。”（《歌德谈话录》，译林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，第３７２页）钱也曾经引用下述诗句对学术和文学上的“重复发现”调侃：“文章大抵多相犯，刚被人言爱窃诗”、“叵耐古人多意智，预先偷了一联诗”、“得句浑疑先辈语”。（《管锥篇》，第１１９８页）这种明智，自然比轻言创新的无知无畏者深刻得多。钱锺书以“博闻强记”闻名于世，但其实他以为“多闻之学”不等于真学问，“参考书式的多闻者”距离“大学问家”甚远，“大学问家的学问跟他整个的性情陶融为一片，不仅有丰富的数量，还添上个别的性质；每一个琐细的事实，都在他的心血里沉浸滋养，长了神经和脉络，是你所学不会，学不到的”，而“反过来说，一个参考书式的多闻者，无论记诵如何广博，你总能把他吸收到一干二净。”（《人生边上的边上》，第７８页）可见，少创见不一定无智慧。电脑可以储存知识，但是不能产生智慧。所以，电脑不可取代钱锺书。

话说回来，本文“哪种治学家数更能够长期存活”这样的提问，本身就是一个学术从业者开小差般的游戏式提问，当不得真。因为学术“为己”之事，影响力却在人，所以影响力不是判断学术价值的唯一标准。即使在理想的学术共同体内，因为有曲高和寡的情形，学术水平高下与影响力大小也不一定成正比，更何况在我们这个学界鉴别力早已相当混乱的时代。影响力说穿了就是关于大众品味的统计数据，学者们大可不必太在意。至于选择哪种学术路径，跟钱还是随李，完全是个人喜好。钱锺书说过：“在某一意义上，一切事物都是可以引合而相与比较的，在另一意义上，每一事物都是个别而无可比拟的。”（《人生边上的边上》，第２００页）我们可以依样画葫芦地说：在某一意义上，中西文化是相同的；在另一意义上，中西文化又是相异的。在某一意义上，体系建构是有效的；在另一意义上，体系建构又是无效的。在某一意义上，学术比思想重要；在另一意义上，思想比学术更有价值。在某一意义上，李泽厚高于钱锺书；在另一意义上，钱锺书高于李泽厚。

但是，无论从哪种意义上讲，钱锺书、李泽厚都高于电脑。

于是我等有福的读者，最好的方法，还是把自己的爱慕心和关注度，打个对折，分别给予李泽厚、钱锺书两先生。有这两位先生的佳作等着我们读，这可是像等候赴宴一般开心的事情，正好让我们像钱锺书在《吃饭》一文中说的：

努力奉行猪八戒对南山大王手下小妖说的话：不要拉扯，待我一家家吃将来。